那天阿峰扔掉了那个安全帽,一直跟着我在后面走,我在前面,我们都不吭声,就那么一直走回家。说真的,那天我没回头,但是我能感觉阿峰在我背后低着头紧紧跟着我,一步也没落下。我记得,我上五年级有一次,我把同学给打了,班主任放学后留堂,我大哥给人家家长赔不是,赔笑脸,然后领着我回家,那年我就是像阿峰一样,不敢看我大哥的脸,就是不说话,跟着他,一直跟着到家。其实阿峰不敢面对我,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那天如果他不跟着我,那他走的将是人生的另外一条路,一条注定不平坦的人生路。
晚上我让阿峰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又给他下了点面条,放上两根腊肠,打上两个鸡蛋。我记得,那天阿峰捧起热腾腾的煮面条的时候,眼睛红了,我记得好像他一边吃一边还掉泪了,泪水好像还掉在了碗里。至始至终,阿峰没跟我说起过他的事,我也从来没问过,但是我相信,吃过拿完面条之后,我的兄弟长大了。
我没再让阿峰去学修车了,我让他回厂子跟着师傅们直接学手艺,其实当初我送他去职校学修车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汽修厂里也一边干活也能一边学技术,跟职校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一个中专毕业证而已。可是既然阿峰跟着我吃饭,那个证书又有什么用呢,如今这个社会,学历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了,别说一本薄薄的中专毕业证,就是一本大专毕业证,一本大本毕业证,一本硕士研究生毕业证,找不到工作,还不是一样的废纸一张。
06年6月初,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进入了一个低谷,前所未有的低谷。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的财务发完5月份薪水的第二天,我的汽修厂就没人来上班了。我挨个给每个师傅打电话,打手机,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关机。后来我才知道,我汽修厂的三个师傅里有个师傅自己也开了一个汽修厂,也在越秀区,他带走了我所有的师傅和伙计,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其实师傅们想带着伙计们出走自立门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毕竟汽修厂的确在那个时候是个利润非常高的行业,问题是我一直没有察觉到,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厂里的人竟会走得干干净净。当一个真正的老板,我还是个菜鸟级的。
一开始我到处在请新的师傅,找新的伙计,可是十几天下来,我一个合适的新人都没找到。06年广州的汽修业仍然处于快速膨胀期,几乎所有的汽修厂都缺人,缺有技术的人,修车师傅往往就是一个汽修厂的顶梁柱,我这样的汽修业新手想挖别家厂子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招不来熟练的来了马上就能干活的伙计或者学徒。后来我才意识到,即便是我真的找来了新的师傅和伙计,我的生意也不可能很快缓过来,我原来的师傅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伙计,同时也是很多客源,大部分高级车,进口车车主修车根本不认汽修厂的牌子,而是认修车师傅的那张脸,而培养客户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整个厂子只剩下我和阿峰两个人,汽修厂不是当年的修车铺,光靠我们两个,无法撑得起诺大的一个事业,我只能选择关门歇业。
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之后,我绝望了,我只剩下一条路,卖掉厂子。我舍不得卖掉厂子,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我在广州摸爬滚打这些年唯一的奋斗成果,是我这些年风风雨雨生活的唯一的见证,我觉得它就是我在广州的未来,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没有未来。关门歇业后的那段日子我特别苦闷,白天,我和阿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汽修厂里大眼瞪小眼,整个厂子看上去了无生气,我捡根棍子,使劲敲个油桶,油桶是空的,发出沉闷的轰轰轰的声音,阿峰不理解我在干什么,我说需要一点声音,厂子里空荡荡的,我怕鬼,很怕。
我知道这么硬撑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每个月的房租电费税金会把我拖垮拖烂,可是我无能为力。我每天晚上都会出去玩,找酒买醉,找不同的女人做爱发泄精力,那段时间我就像头走投无路的野兽,到处逃避现实。到处撕咬。
六月底,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我大嫂打我手机,她说,我妈前阵子老是觉得心口闷,呼吸上不来气,而且身体很累,做什么活都没劲。我二哥二嫂带她在沈塘医院检查了两次,都没发现什么毛病,我大哥五月份带她去雷州市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看着片子说我妈左心房边上长了个肿瘤,还好是良性的,不是癌。尽管不是癌,但是医生的建议是尽早做手术切掉它。家里人一直在瞒着远在广州的我,可是动手术的日子就定在六月底,这个不能再瞒着我了,大嫂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
我回老家之前给阿纯打了一个电话。我需要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只是跟我随便睡一晚上的女人,我需要一个能听我倾诉的女人。苗苗不知在何方,桂花姐已经返回故土,能听我倾诉的,只有阿纯了。我跟阿纯说,我想卖掉汽修厂,我想离开广州,我想做回一个踏踏实实快乐的农民。我没想到,阿纯并没挽留我,她说,我应该回去,我已经丢了一些东西,在广州我找不回来,也许那些东西就在乡下,在我老家。阿纯的话,我总是似懂非懂。那天晚上,我找了一辆摩托车,我带着她,就像《天若有情》里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