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六月，王世充的儿子王行本捧着一杯毒酒来到杨侗面前：“请陛下满饮此杯。”杨侗当然知道这是毒酒，所以向王行本提了最后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让我再见一见我的母亲，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王行本怎么可能答应？他奉了王世充的命令，要用最短的时间杀死杨侗，怎么会允许他们母子道别呢？杨侗没办法，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分焚香祝祷一番：“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一个孩子内心最为单纯、善良、质朴的一面终于显现，这是一声祝祷，亦是一声无助的呐喊。《隋书·炀三子传》记载：“于是仰药，不能时绝，更以帛缢之。”毒酒入愁肠，大概是感于这个孩子纯洁的天性，不愿让他死去，所以药性一直没有发作。最终还是王行本拿起一条绢帛，把杨侗勒死于堂上。外力的介入，或许可以扭曲一切美好，而内力的紊乱，无论如何也破坏不了一颗至纯之心。杨侗之死，可惜，可叹！
相比较之下，隋恭帝杨侑的禅让显得更为平静一些。李渊进入关中之后，虽然自己一直是掌权者，但他对杨侑也一直是毕恭毕敬，没什么动作。当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入长安后，李渊还大哭了一场，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不管李渊是否是在演戏还是真正出于忠君思想，这一切都被杨侑看在眼里。要知道，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对身边的一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甚至没有人权，只能任人摆布，所以在长期的压力胁迫之下，公元618年五月十四日，隋恭帝杨侑正式将帝位禅让给李渊，五月十六日，李渊于长安太极殿正式即皇帝位，祭告上天，大赦天下，改元武德。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遣使持节、兼太保、邢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隋帝逊于旧邸。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极殿，赐帛有差。东都留守官共立隋越王侗为帝。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
法律既修，国家已立，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李唐王朝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之始，也是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体系的开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点，战乱频仍。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后，似乎忘记当初“骁果”们愿意跟随他的初衷——返乡。所以炀帝一死，宇文化及立刻在江都开始了穷奢极欲的享受。《隋书·宇文化及传》记载：
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每于帐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
像宇文化及这样的“轻薄公子”，不仅智商低，而且情商也不高。他全然不明白当初众人让他去当叛军的领袖，并非是他才高八斗或德高望重，而是因为他是宇文述的长子，身份所致。现在司马德戡和裴虔通杀死了隋炀帝，等于帮助宇文化及兄弟实现了他们的理想，但是宇文化及却知恩不报，这让司马德戡很是不满。后来宇文化及终于意识到，“骁果”们也是有诉求的。于是在江都享受了一段时间之后，宇文化及下令，全军调动，撤回长安。很显然，宇文化及往长安方向行进，无异于自投罗网。当时天下人都知道隋朝气数已尽，但是谁都不敢妄自称帝，更没有人敢妄自弑君，现在宇文化及做出了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在中原地区的李密、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关中的李渊自然不会放过他。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宇文化及放荡惯了，根本不懂得体恤士卒。《隋书·宇文化及传》记载：
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复夺人车牛，得二千两（辆），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三军始怨。
“骁果”们都是能征善战之人，他们自己扛军器衣甲，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宇文化及用抢来的两千多辆牛车去装嫔妃、美女、金银珠宝，这让“骁果”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对他们来说，这分明是一种羞辱！最先表示不满的正是司马德戡。司马德戡找到赵行枢：“您当初推荐宇文化及，现在可害苦了我们！如今天下大乱，如要拨乱反正，需要英主贤君，宇文化及昏庸无能，轻信小人，以后一定成不了大气候！”赵行枢显得非常坦然：“怕什么？宇文化及是我们扶上去的，既能扶，也能废！”两人一合计，决定调遣后军万余士兵攻杀宇文化及。没想到有人向宇文化及打了小报告，宇文化及先发制人，抓捕了司马德戡及其同党，全部处死。司马德戡虽然死了，但“骁果”们的怨气却变得更重。这样一支离心离德的军队，即便到了长安，又怎么能称王称帝呢？
果不其然，李密的瓦岗军和洛阳城内的隋军暂时议和，矛头对外，共同讨伐宇文化及。杨侗还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封魏国公。瓦岗军在黎阳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