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与否，诚实与否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有的人过于虚伪，那是小人；有的人过于诚实，那是另一种姿态的“虚伪”，成功的人恰恰在这两者中间，他们不与君子斗名，不与小人争利，他们并不见得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或许，他们只是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罢了。）
造就英雄的条件有很多，时局的性质、人的主观意志力等皆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人的主观意志力是可以被个人所调控的，而时局的性质又分为很多，大体上来看，有清平治世和动荡乱世两种。一批心怀天下、才华横溢的贤人能臣或许能乘着清平治世的东风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他们虽然有着治国安民的雄才大略，却在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少了几分灵活，几分大度，有时甚至可以说他们少了几分狠毒，所以清平治世的另一面——动荡乱世，往往能涌现真英雄，造就真英雄。这些真英雄往往既有翻云覆雨的大手腕，又有刚柔并济的豁达，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有很多，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就会带动一场或许多场农民运动，伴随着这些农民运动，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分分合合中向前行进着。地域上的差异和变化带给了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发展成果。在东方的大河文明中，自耕农们多保持着一种朴素、安逸、宁静的姿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乱世的农民革命军中，首领在激愤的背后往往都有着相似的质朴与可爱，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很多英雄称为最可爱的人的原因之一。
自秦始皇将中央集权四个大字刻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之后，如果历朝历代皆延续着这样一种既定模式，那么这样的前行必然显得太过单调，历史总要发展，总要在既定的模式中出现不同的变化，就好似在香喷喷的白米饭中加上一点荤菜调味。
每一个乱世，就是这样的调味品。
而隋唐之交，就是这样的乱世。
在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描写隋唐时代的作品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笔者认为要属《隋唐演义》和《说唐演义》两部。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艺术加工作品，但又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隋唐演义》较之《说唐演义》，所描写的人物应当更接近于历史原型，除了刻画英雄之外，也常着墨于宫闱生活，描写的时间跨度也要长于《说唐》——《隋唐演义》是从隋朝一统写到安史之乱，而一般意义上讲的《说唐》则只写到玄武门之变（后来还有《说唐后传》等，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唐》的时间下限就是玄武门之变）。同时，《说唐》的艺术加工特点更加明显，其人物的英雄色彩更加浓郁，具有更明显的民间通俗文学特色，这些特色在作品里的一些描写中均有体现，比如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重达八百斤、临阳关总兵尚师徒的坐骑呼雷豹能施妖术这些极具传奇色彩的细节。《说唐演义》出现于清代，据传是如莲居士所作，与之同时的还有《薛刚反唐》、《薛丁山征西》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样塑造了一批诸如薛仁贵、罗通等英雄形象。种种诸如此类的作品的出现皆是民间通俗文学兴盛的体现。我们普通老百姓最熟知的那批隋唐英雄的形象，比如秦琼和单雄信的义薄云天、尉迟恭的忠勇正直、程咬金的鲁莽可爱，也都是来源于这几部作品和由之衍生出来的评书演义。除了英雄这一个个个体，小说中还描写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比如在《说唐》等评书演义中总共写到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反隋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另一支则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除此之外，小股的反隋力量数不胜数，浩如繁星，大有燎原之势。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隋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必然与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有关。隋炀帝是个什么人？看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脑海中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暴君的形象来，他的谥号是“炀”，按照中国古代《谥法》的解释，“炀”指的是：
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谥法》中，“炀”的意思基本等同于形容一个人坏透了，不守人伦，不敬父母，不忠朋友，不重感情，不爱国家。笔者对隋炀帝得此谥号做一个八字评语：“言过其实，公报私仇。”说它“言过其实”，是因为隋炀帝不至于有“炀”形容得这么不堪，笔者会于后文对这一点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说它“公报私仇”，是因为“炀”是踩在隋朝基业上建唐的李渊给隋炀帝加上去的。隋朝末年，隋炀帝的一些想法和行为一度令李渊非常恐慌，李渊建唐，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刻意将炀帝抹黑，也是正常现象，笔者引《旧唐书·高祖本纪》中的一例进行说明：
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时候，在辽东遭遇了高句丽士兵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恰逢杨玄感拥兵造反，隋炀帝不得不下令撤军，先解后院之急，同时任命李渊镇守弘化郡，做一些地方上的安抚工作，一方面防止北方突厥，另一方面防止叛乱再生，李渊趁此机会广树恩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