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明知道当前自己应该像前世的一位伟人一样,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先将最主要的敌人干掉。☆△◇☆番□茄小说网 w`w`但是如今的状况让他十分尴尬,自己就像‘光头’一样顶着元首的帽子,那就成了国无二主,天无二日的形势,即便不能前去征剿,也绝不会对其提供援助,否则就视同其为一国之主。
其实赵内心中视陈吊眼为平等的主权国家,联合其抗元也未尝不可,毕竟人家占据的地盘是被你自己弄丢的,而非从你手里拿去的,人家能抢过去是其的本事。而你仍然腆着脸去跟人家说,那地盘本是我的,还是还给我吧!那你不是傻子也会被人当成疯子。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招抚,让其接受自己的敕封变成大宋的臣属。不过赵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时刻,迫不得已才会归顺朝廷,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不过以其曾称王闹独立的前科,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而想要在朝中谋个好差事几乎不可能,因而存在愤而出走却是有着极大的可能。
赵这么想也是有根据的:一则陈吊眼对宋廷并无好感,也非大宋顺民,其自十五岁起,便每年农闲均随父远出闽赣山区贩盐为生。十七岁时,其父因率众抗粮,击杀衙役而外出逃亡。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只能相依为命,在宋廷高租重税的盘剥下过活;二则陈吊眼曾两次率义勇勤王,但是最终都是被朝廷当做弃子,用完了也就扔了,连个说法也没给,谁不有气啊!
所以赵以为没有信任的合作本身就十分薄弱,而又在人家鼎盛时期前去寻求合作,那么自己只能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甚至像太祖似的将华山输给了陈抟老祖,弄得国中多了块飞地。想起来心里就膈应,却又无法反悔,到头来成全人家的名声,自己却被当成笑柄。另外赵一直希望能在沦陷区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可以牵制敌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二者为日后的决战打下基础。按说陈吊眼有兵、有地盘,又有群众基础是个绝佳的选择。
可天不遂人愿,陈吊眼非要另起炉灶,让自己瞅着块肥肉吃不到,着急上火不说,还只能生闷气。而让赵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其在围剿下接受了元廷的招安,那样自己不但无法得到助力,反而会多一个敌人,不得不与其刀兵相见,且打起来以后自己不但会耗费巨大的物力人力,还会与闽地的畲族接下死仇,对以后的行动造成诸多的困难。
在赵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郑虎臣提出以潜伏在陈吊眼军中的探子,或是利用事务局的行动队将其暗杀,这样干净利索就将麻烦解决了。而赵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起码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陈吊眼是什么结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发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发事件引发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发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片庄稼,就飞向另一片庄稼地,以致迅速蔓延,对经过的区域造成极大的伤害。
此种补充兵员的方式在军队中盛行,北征中也存在类似的做法,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