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历史上每一次的变革都会产生一批新贵，从而改变社会的格局，而这必定使得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让他们对新政进行抵制和破坏，进而引发社会和政权的动荡。而当前是以士族为主导的社会，扬文抑武，限制和打压武人也是大宋的国策，几百年的不断加强已经形成固有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机构。
如今国破家亡，想要复国只能依靠武人集团，同时还需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否则你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谁会为你去卖命，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吸引曾能得以得到武人集团的支持。不过武人晋升的通道只有战功，或是依靠裙带关系结成的利益集团，难以形成有序的晋升渠道。
说实在的小团体和‘山头主义’自政权的出现就相伴而生，且到现代社会也无法根除。而正是如此才会导致大宋各个军事集团的腐败丛生，内斗不止，让军队战斗力低下，严格的说就是自己依靠的侍卫亲军同样存在小团伙的现象，只是现在由于初建羽翼未丰，还难以形成新的势力集团。而当前自己为了获得他们支持，又不能不予以重用，提高他们的地位，若是任其发展总有一天会尾大不掉，生成新的集团。
赵昺此前一心想要办军校，就是想单纯的提高战斗力，但是同样困难重重。首先自己得不到士人集团的支持，对自己的提议消极对待；再者这种办学方式是新事物，而旧的武举、武学系统虽已停滞，但并未取消；最后的阻力其实是来自他自己，他必须要在维护现有体制下进行运作，已避免整个政权的崩溃、失去士人集团的支持。
不过办理军校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能够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层层提拔军事人才，相比通过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的层层提拔军事人才，有许多的好处，比如可以避免任人唯亲，提拔人才没有统一标准，军事技能无法有相同的接口等许多弊端，并可以系统地有组织地有层次地为军队提供军事人才，军校提供给军队的不仅仅是单个的军事人才，而是成体系的军事人才。
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军校重塑军队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信仰，并对军人系统的进行忠君、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一系列的教育。树立一种真正的军人精神，坚定救国救民统一中国的理想信念。可当前形势下，赵昺在无法获得支持的情况下，他只能‘曲线救国’，仿照前世的小站练兵通过换装新武器组建新军，把各种理念灌输给他们，培养基干力量和新型军事人才，为它日建立军校打下基础。
不过赵昺又猛然意识到这个阶层的它日必将崛起，成为新的阶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打破士人主导政权的权力体系。当然这绝不是他的臆想，历史上有诸多的例子可寻，培养一个新阶层虽然难，更难得是如何和平过渡，不引起新的动乱。
但赵昺知道这并不容易，每次政权的更迭和变革其实都是新的阶层崛起，原有的利益集团被消灭。创建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功臣将士们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质朴少文，耿直现实，看重的是一刀一枪、日积月累的功绩，追求的是加官晋爵、一亩一宅的利益。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都武侯高起和信平侯王陵曾与刘邦进行过千年古问的回答，这不但是他们想法的披露，也是他们意愿的表达，也奠定了汉朝的政治基础。
相对于刘邦得人者得天下的华丽解答，功臣将士们笃定地认为，作为集团领袖的刘邦，能够与将士们利益均沾，与功臣们共天下，这才是汉之所以胜楚，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所在。聪明机巧的刘邦，对于功臣将士们的想法心愿，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能够轻飘飘拨开高起和王陵的话头，笑盈盈另做汉初三杰的解答，获得满堂群臣点头称是，心悦诚服，是因为就在此时此地，他已经颁布了高帝五年诏。
这部诏书对于功臣将士们的利益，做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秦汉社会，是严格的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一切，包括法律地位的高低，财产占有的多少，出仕任官的大小等等。身份由爵位规定，爵位一共有二十级。二十级爵位之外，一级的公士之下，是没有爵位的人，在民间者称为庶人，在官府和军队服役者称为公卒、士伍。
庶人之下是半自由民的司寇和隐官。寇是有期刑徒，隐官是服刑满期者，就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都可以立户，但只能享有庶人一半的待遇。其下是奴婢，属于社会最底层，不能立户，只能依附主人生存。在第二十级爵位的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身份高于列侯、诸侯王之上，就是帝国身份的顶点皇帝了。
可以说，以二十等爵为基干，上面加上皇帝和诸侯王，下面加上庶人、司寇隐官和奴婢，一共二十五等的身份，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秦汉身份社会。秦汉时代，最基本产业是农业，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按照二十等爵制的规定，没有爵位的庶人只能够占有一顷的耕地和一宅的宅基地，伴随爵位的获得和升级，能够占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也相应地增加，社会地位和法律待遇也随之上升。
而二十等爵制，起源于秦，最初是为了奖励军功而制定的制度，称为军功爵制，后来推广到全社会，成为秦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战胜六国的制度保证。西汉建国，全面地继承了秦的各项制度，包括军功爵制。在秦代和西汉初年，从军是男儿的义务和出